[证监会]证监会公布20起违法案例继续保持高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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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证监会表示,各类中介机构应当恪守资本市场看门人职责,树牢合规意识,切实做到勤勉尽责。 三是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类案件。公布的4起案件中,涉案主体包括上市公司

  证监会表示,各类中介机构应当恪守资本市场“看门人”职责,树牢合规意识,切实做到勤勉尽责。

  三是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类案件。公布的4起案件中,涉案主体包括上市公司高管、银行从业者和基金从业者。查处为上市公司高管、银行、基金公司相关从业者及亲属敲响了警钟,相关人员必须树立合规守约意识,不得突破法律底线,证监会始终保持对内幕交易的监管高压态势,切勿逾越法律底线。

  证监会还公布了两起实际控制人操纵本公司股价的案件:一是阜兴集团、李卫卫合谋操纵大连电瓷股票案;二是新三板挂牌公司众益传媒实际控制人操纵本公司股价案。以上案件的查处表明,部分上市公司与市场机构勾结,非法操纵信息披露内容和节奏,严重破坏市场定价功能,证监会对此始终予以严厉打击。

  在公布的7宗该类型案件中,金亚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是一起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的典型案件。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介绍,金亚科技通过虚构客户和业务、伪造合同等方式虚增收入和利润,骗取IPO核准。上市后,金亚科技虚增2014年利润约8049万元,虚增银行存款约2.18亿元,虚列预付工程款约3.1亿元。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四是欺诈发行公司债券类案件。五洋建设为了符合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条件,将工程项目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对抵”后少计提坏账准备,骗取了债券发行核准并多次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该案件也是证监会对发行债券行为行政处罚的首起案件,案件的查处表明企业通过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必须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守法诚信是对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

  北八道操纵市场案是一起筹集巨量资金、使用众多账户炒作“次新股”的典型案件。2017年2至5月,北八道及其实际控制人组织操盘团队,通过多个资金中介筹集数十亿资金,利用300多个证券账户,采用频繁对倒成交、盘中拉抬股价、快速封涨停等手法操纵多只次新股,合计获利9.5亿元。2018年4月,证监会依法对北八道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

  昨日,证监会公布了2018年证监稽查的20起违法典型案例,为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敲响了警钟。

  本次公布中提及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有3家。一是银信评估未勤勉尽责案;二是在华泽钴镍案中,国信证券作为华泽钴镍2013、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和恢复上市的保荐机构,在执业过程中未勤勉尽责;三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泽钴镍2013年、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

  二是操纵市场类案件。涉及的市场操纵行为主要包括:利用杠杆资金短线操纵“次新股”,滥用信息优势内外勾结操纵市场;“黑嘴”借助自媒体荐股实施操纵市场等。

  一是虚假陈述及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件。涉及的行为包括: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实际控制人为掩盖资金占用指使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上市公司自揭多年来财务造假、信披违规事实;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合规性信息披露问题;报送虚假申请文件案等。

  五是编造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信息案件。案件查处表明新媒体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信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法律严格禁止的行为。

  证监会表示,对上市公司来说,欺诈发行、财务造假严重违反信息披露制度,严重破坏市场诚信基础,始终是证监会监管执法的重中之重。部分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缺位、内控管理混乱,违法行为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证监会对严重侵害社会公众利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市场主体“零容忍”。上市公司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切实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案例有以下五种类型:

  2018年3月,证监会依法对金亚科技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同年6月,证监会依法将相关人员涉嫌欺诈发行等犯罪问题移送公安机关。同年8月,证监会依法对立信所及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就这样,正如之前谈到的,美国股市被炒到最高点之后,于1929年10月23日,道琼斯指数开始暴跌,六天内跌幅34%,触发一场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许多银行倒闭,众多公司破产,成千上万人失业。尤其是到1932年7月,道琼斯指数已在三年里累计下跌90%。按理说,受害投资者可以向市场操纵者和上市公司责任方起诉索赔了,但到那时,许多责任方公司和个人已经破产,起诉已无意义。另一方面,那时还没有集团诉讼,受害投资者只能做个人诉讼,这就又回到律师费与其他诉讼费高于潜在索赔金额的问题。因此,对于多数股民来说,诉讼不仅太晚,经济上也不合算。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在之前的英美股市中,除了发生证券纠纷时一方起诉才有司法介入之外,并没有“证监会”之类的权力机构存在,也没有上市审批等这样的行政管制,而是谁想发行股票就发行,政府不介入,买卖双方责任自负,是一种“纯法院”市场监督模式。作为判例法国家,与证券相关的专门成文法律很少,市场规则主要靠法院的判例来建立,包括公司的虚假陈述、证券欺诈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这些均由法官在办案中掌握、敲定,而不是由议会决定。英国到1844年才有正式的《公司法》,美国到1933年才推出《证券法》,至今还没有联邦层面的公司法。

  下面是对今天话题的总结。第一,美国在1934年,英国在1986年之前,都没有证监会这样的行政监管机构,只有法院被动地监督证券市场行为并设立规矩。它们的资本市场都是靠“纯法院”模式发展的。第二,由于上市公司像是大锅饭,一般股东没有过问公司或保护自己权益的激励,而法院只有股东诉讼之后才能介入,“纯法院”模式必然带来证券欺诈没人过问的局面。所以,在二十世纪逐步推出主动监管的证监会就不足为奇,使英美从“纯法院”模式转变到“行政加法院”的监管模式。第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是“纯管制”模式,由证监会对股市的方方面面做管制,也代替投资者做各种判断、筛选和执法,到目前为止法院和立法的介入还很有限。

  中国的“纯管制”模式

  那一场股市泡沫、股灾和经济大危机的经历,迫使国会推出一系列立法并建立全新的证券监管体系。1933年通过了第一部《证券法》,专门界定公司上市的各项要求。1934年通过《证券交易法》,规范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尤其是对市场操纵、证券欺诈的禁止条款,成为日后打击证券违法的主要法律条文。

  眼看股市疯狂,美国政府和司法却无所适从。在没有行政监管部门的情况下,立法机构不愿意介入市场,而法院只在有投资者起诉时才能介入,这就带来三方面难处。首先,尽管庄家操纵盛行,但股价在往上涨。即使股民想要起诉庄家,因为没有受损,也没有诉由。在二级市场交易受害时,通常以侵权法为基础提出起诉,但前提是有损害存在。更何况,投资者个人都喜欢搭便车,没人有激励花时间精力做这种诉讼。其次,在无相应法规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不能代表股东提起民事公诉。最后,司法部属下的检察官理论上可以对市场操纵者提出刑事诉讼。但这样作一方面诉讼时间漫长,另一方面刑事举证的要求远比民事责任高,尤其是必须证明操纵者是“有意”而为。

  (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对于只熟悉什么都由证监会管制的你,这个“纯法院”模式可能很难理解。没有证监会,证券交易不会乱套吗?

  “纯法院”模式的演变

  《证券交易法》的另一个里程碑是正式设立美国证监会(SEC),作为联邦政府的证券监管局和证券警察,标志着美国从“纯法院”模式进入“行政加法院”的监管模式。证监会跟法院不同,前者可以主动执法,出面打击市场违规行为,形成一种“政府既可主动监管,又可被动介入”的局面。比如,美国证监会有权制定信息披露规则,有权立案调查证券违法、发传票、搜集证据,有权对违规者执行行政处罚,也可直接对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和其他欺诈提出民事诉讼。这样就避免“市场操纵行为存在,但股东无诉由”的局面,证监会的主动性也帮助缓和上市公司大锅饭的问题,因为理论上证监会可以代替那些众多不作为的投资者。

  在“纯法院”模式下,避免股市乱套的主要对策是行业自律,以自律起到行政管制的作用。比如,1817年纽约证交所正式以私营公司形式成立时,它只对交易所成员有具体的要求,之后,根据法院判例和社会动向,不断地调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要求:1853年规定在该所上市的所有公司必须披露其总股盘的大小、财务资源多少等;1869年要求所有流通股必须在一家银行注册登记;1895年建议(但并不强制)各上市公司提供收入和财务年报;1923年交易所成立了自己的证券欺诈监查组。当然,不足的是因为交易所是民间机构,没有实质性的调查或处罚权。

  主要还是因为到20世纪初,证券交易的范围和投资者人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使股市成为社会问题,也更因为法院的被动性。

  行政监管机构的出现

  既然英美原来靠“纯法院”模式就够,后来为什么推出证监会呢?

  中国的情况与早期的英美正好相反,采取的是“纯管制”模式,法院和立法机构至今还只有极为有限的介入。1990年12月推出股市时,主要动因是帮助国有企业集资。在深沪两所运作了近两年后,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分别负责对证券市场做宏观管理和具体执行。同时各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证券监管机构,但都由相应的地方政府领导。由于在2001年之前是全国统一分配上市配额和行政审批制,导致地方政府争相抢上市名额,帮本地国企“包装”上市的“寻租”局面。1997年地方监管部门改为由中国证监会统一垂直领导,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合并到中国证监会。这一系列调整结束了原来的混乱局面,把权力都集中到证监会。

  对这一问题,大致有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完全靠行政机构(证监会),不要司法介入,这是“纯管制”模式,就是中国目前的做法。第二种是完全靠法院监督,不要行政介入,这是“纯法院”模式。比如,1934年前的美国和1986年前的英国就是如此。第三种是由证监会和法院同时从不同方面介入、综合平衡各自的作用,此即“行政加法院”模式。今天的美国和英国就是如此,行政和司法分担不同责任,分别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

  从1921到1929年,炒股热潮在美国一浪高过一浪。1921年3月,纽约证交所的日交易量只有162万股,但到1929年10月就高达1421万股。同期间,道琼斯指数从起初的72点上涨到386点,涨幅4.36倍。这段股市疯狂期,庄家炒作、虚假陈述、上市公司内外配合操纵股价特别盛行。

  当然,美国证监会的权力是否可以不受约束呢?并非如此,因为在法治社会,还有法院和国会在随时盯着。

  首先应该看到,尽管美国在1934年以前,英国在1986年之前都没有真正的“证监会”权力机构,但直到20世纪初期,不管是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不仅都有众多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而且这些公司的股东分散度已经很高。这些都证明在没有行政监管的“纯法院”模式下证券市场也可以发展。

  陈志武/文孙挺父亲的困惑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用绝望。京东方有120万股东、三一重工43万股东,众多股东的财力和实力弱小,而掌控公司的管理层人数少,财力势力大。太多股东必然带来大锅饭问题,使资本对公司管理层难有约束,也为内幕交易提供了机会。虽然书面法律法规给投资者很多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且投资者缺乏行动的激励,更会选择搭便车。如果投资者不能也不会去保护自己,谁来约束上市公司,使他们不至于太过分,让股市多少能运转呢?是靠法院,还是靠证监会或其他机构呢?证券市场的执法与监管责任应该如何在行政和法院之间分配?

  在早期的美国和英国,公司“上市”和“非上市”没有明显的区别,一方面因为股东数量没那么多,交易范围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就像当年孙挺父亲的餐馆公司一样;另一方面,公司股份和其他私人财产没有区别,都以同样方式转让、自由交易买卖,“股市”只是稍微更有组织、稍微大众化的转让途径。如果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任一方可去法院起诉。法院受理证券案件后,按相关的民事或刑事法律审理,就像处理其他财产转让或合同纠纷一样。

  回顾这二十几年,A股市场的发展已经不容易。当初,监管部门更多想到的是如何分配、争夺有限的上市“圈钱”机会,可能没有太多想到“股东权益”,更没想到还要法院介入证券市场的建设。尤其是,以前上市的公司都是国企,使国家在股市中,既是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又是主要球员;到现在,证券监管观念转变到以保护股东权益为重心,有证监会代替“吃大锅饭”的股民去主动监管执法,这当然解决孙挺父亲部分忧虑。但是,在没有配套的司法与制度支持下,单靠证监会难以如愿以偿。况且,在没有相应的权力约束机制下,管制权容易不断扩张,导致过度管制,而且制造太多寻租机会,到最后,资本市场反而更难发展,还不如“纯法院”模式。

  5月19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2018年11月,刘士余参加了第十七届发审委63名委员的集体履职仪式。刘士余在讲话中强调必须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的信息。刘士余要求,发审委委员要妥善处理好发审委工作职责与自身及家属、与原来所在单位、与发行人等市场主体以及其他委员的关系,坚决做到“不收钱物、不炒股、不吃请”,坚决禁止通过购买上市公司原始股变相腐败,坚决执行回避制度,净化朋友圈。

  从数据来看,证监会IPO过会率大幅下降,从以往的90%通过率下降至60%。其中,2018年全年189家企业上会,111家企业成功过会,IPO通过率降至58.7%(不包含暂缓表决情况),这一数字低于2017年的79%。

  2016年0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2017年上述数字变为,全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同比增长74.74%,市场禁入44人,同比增长18.91%。2018年行政处罚的数字进一步增加,全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10件,同比增长38.39%,罚没款金额106.41亿元,同比增长42.28%,市场禁入50人,同比增长13.64%。

  第二次是在2017年2月10日在今年的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说“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1987年至1996年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

  2016年2月,刘士余接手证监会。从数据来看,刘士余在任三年,证监会行政处罚数量金额连年刷新纪录。其中,2016年证监会共对183起案件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18份,较去年增长21%,罚没款共计42.83亿元,较去年增长288%,对38人实施市场禁入,较去年增长81%。

  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说“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2002年至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2014年10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候选人;

  2017年成为A股IPO大年,2017年,证监会共审核466个IPO项目,审核通过380家,否决86家。在加速推进存量IPO过会的进程中,对于IPO项目的把关并未放松。

  刘士余简历

  2016年3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曾要求发审委委员“不收钱物、不炒股、不吃请”

  1961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灌云人,工学硕士。

  刘士余出生于1961年11月,江苏灌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是技术经济学博士,先后任职于央行、中国农业银行,在2016年担任证监会主席。

  “妖精”、“害人精”震慑市场

  证监会三年罚了224亿,市场禁入132人

  2016年-2017年,刘士余金句频出。

  谈及“野蛮人”、“妖精”、“害人精”、“大鳄”这些用词,刘士余暗示,这些人的行为往往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制度的擦边球,在资本市场上巧取豪夺,侵蚀着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他进一步说,在金融市场上,金钱的诱惑是巨大的。“天使”和“魔鬼”就在一念之差,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家和“金融大鳄”只有半步之遥。

  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副司长;

  2004年0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2017年4月,证监会披露,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人员、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兼职委员冯小树利用岳母、小姨子名义突击埋伏拟上市公司,获利金额达2.48亿元。证监会决定没收冯小树违法所得,并顶格处以2.51亿元罚款。同时对其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原标题:刘士余在证监会的两三事)

  2019年5月19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其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1998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司长;

  2014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年7月,证监会发布实施了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主板发审委和创业板发审委合并,这被市场称为“大发审委”。新组建的第十七届发审委,带有明显的“严监管”属性。在63名发审委员中,来自监管系统占比超一半。

  2019年1月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

  2006年0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答:在实行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国家或地区,受市场环境、行政体制、历史传承等因素的影响,在监管部门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就证券发行审核职能的划分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但普遍认为证券发行的注册权具有公权力的属性,因而有的采取由监管部门或专门的公共机构负责发行审核;有的虽采取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审核,但为了确保注册权的恰当行使,监管部门常常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对证券交易所履行注册审核工作加以监督。一般认为,证券交易所经过审核决定是否同意公司证券挂牌上市的权利是民事性质的,由交易所独立行使,监管部门原则上不进行干预。

  九、问:如何理解科创板有关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上市的制度安排?

  下一步,证监会将督促上交所进一步严格履行退市决策主体责任,切实加强退市实施工作的统筹协调,坚决贯彻退市制度的规范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维护退市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是设定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表决权数量的上限。科创板要求,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且不得超过每份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的10倍。除表决权数量存在差异外,特别表决权股份与普通股份的其他股东权利完全相同。公司上市后,除个别特殊情形外,不得提高特别表决权的比例。

  三是科创板市场可比公司较少,传统估值方法可能不适用,发行定价难度较大,股票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甚至破发的风险。类似情形在境外市场也经常出现。

  在科创板起步阶段试行“跟投”制度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下一步,证监会将密切关注科创板运行情况,指导上交所及时评估该制度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同时,证监会将进一步强化保荐、承销机构日常监管,督促证券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管控制度,对于在“跟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输送、非公平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二是对上交所审核工作进行监督。除了通过注册程序监督交易所发行审核内容有无遗漏,审核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外,证监会还可以持续追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上交所的审核意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上交所审核工作进行抽查和检查。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下,交易所是法定的发行审核主体,依法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但同时交易所又是科创板股票交易的市场组织者,存在社会公共利益与交易所市场角色的冲突,这也是全球交易所监管面临的共性问题。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通过建立证监会对于交易所的监督机制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注册制起源于美国。美国堪萨斯州在1911年州立蓝天法中,确立了“实质监管”的证券发行审批制度,授权注册机关对证券发行人的商业计划是否对投资者公平、公正、合理进行实质性判断。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制定了《1933年证券法》,没有采纳“实质监管”的证券发行制度,而是确立了以“强制信息披露”为基础的证券发行注册制。目前,注册制已经成为境外成熟市场证券发行监管的普遍做法。除美国外,英国、新加坡、韩国、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等都采取具有注册制特点的证券发行制度。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历史、投资者结构、法治传统和司法保障等方面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市场实施注册制的具体做法并不完全相同。

  十、问:如何理解科创板对股东减持的制度安排?

  十三、问:如何理解科创板设置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仍不成熟,投资者结构中中小散户的占比较大,单边市的特征未发生根本改变,市场监控监测手段仍不够充足,在现阶段引入T+0制度可能引发以下风险:一是加剧市场波动。目前我国A股市场换手率较高,“炒小、炒差、炒新”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据统计,2018年1月1日起至今年5月17日,我国A股换手率达819%,日均换手率约为2.9%。同期,上市美股换手率约为344%,日均约1.12%,港股换手率约为62%,日均约0.25%,A股换手率远高于境外市场。引入T+0制度可能诱使中小投资者更加频繁地交易股票,虚增了市场中的资金供给,对证券价格产生助涨助跌的效果。二是不利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在T+0的交易制度下,当日买入的股票可以在当日卖出,为高频交易提供了条件。相比于进行高频交易的专业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在交易技术和交易设备方面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贸然引入T+0制度会造成证券市场的不公平,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三是为操纵市场的行为提供了空间。在现行的交易制度下,通过一买一卖来操纵股票价格至少需要两个交易日的时间,而在T+0的交易制度下,股票可以在一个交易日内多次换手,频繁交易为操纵市场的行为提供了更多便利。因此,科创板从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出发,暂未引入T+0的交易制度。

  五是推动建立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证券集体诉讼是由权利受到损害的投资者以自己名义并代表与自己存在相同法律事实的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集体诉讼制度的核心在于“声明退出”机制,除非集体成员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向法院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被包括在集体诉讼中,否则集体诉讼的法律后果直接对该名成员产生法律拘束力,更加方便投资者维权。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制度,特别是在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情况下,加快建立该制度尤为必要。

  十二、问:科创板如何从行政、刑事上严厉打击欺诈发行?

  一是加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由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及其他证券期货调解组织,接受投资者等当事人申请,通过专业、高效和便捷的调解服务,帮助广大投资者妥善化解证券纠纷。

  答:股票市场本质上是以信息为基础的交易市场,信息的质量决定着资本流动的方向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果。科创板要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必须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严厉打击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目前,证监会正在积极利用法律修改的机会,推动国家立法机关进一步强化对欺诈发行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追究。同时,运用好社会诚信体系,提升欺诈发行失信成本。具体包括:

  答:科创板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自主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帮助投资者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民事权益救济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还将重点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专门安排:

  五是强化减持信息披露。在按照现有规定对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等进行预披露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还应当在减持首发前股份之前,对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等内容进行披露,向市场充分揭示相关风险。

  二是充分发挥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作用。为进一步发挥主承销商研究分析能力,科创板借鉴了境内外市场的成熟经验,要求主承销商在询价阶段向网下投资者提供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主承销商应当坚持独立、审慎、客观的原则,通过阅读招股书、实地调研等方式,对影响发行人投资价值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同时对投资风险进行充分揭示。网下投资者应深入分析发行人信息,发挥专业定价能力,在充分研究并严格履行定价决策程序的基础上理性报价,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四是在持续信息披露方面,科创板也做出了差异化的安排。科创板结合科创企业的特点,进一步强化了行业信息、核心技术、经营风险、公司治理、业绩波动等事项的信息披露,而对于信息披露量化指标、披露时点、披露方式、暂缓豁免披露商业敏感信息、非交易时间对外发布重大信息等方面,作出更具弹性的制度安排,以保持科创企业的商业竞争力。

  一是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进行询价定价。考虑到科创板投资者的投资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更高,因此科创板取消了直接定价的方式,全面采用市场化的询价定价方式,并将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询价对象限定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七类专业机构。

  七、问:科创板如何提高发行定价合理性?

  二是积极开展支持诉讼实践。针对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的窘境,由专门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支持中小投资者依法维权,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诉讼代理、损失计算、证据搜集等服务,从时间、精力、经济上有效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提升维权的积极性。

  答:科创企业技术模式新、发展潜力大,但盈利能力也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如果经营失败往往很难依靠原有模式走出低谷,继续留在市场可能会加剧投机炒作,形成“炒小、炒差”的市场预期,容易导致科创板市场定价功能紊乱,无法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与科创板板块特征、上市公司特点相适应的退市制度。

  答:科创板试行注册制,强调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仍以中小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数量相对较少、定价能力不足,在适应科技创新企业信息披露理解难度大、定价难度高等方面,无论是中小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需要一个过程。在科创板设立初期,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保荐、承销等市场中介机构的鉴证、定价作用,以便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为此,科创板参考韩国科斯达克(KOSDAQ)市场的现有实践,引入了保荐“跟投”制度,加大保荐机构的把关责任。在操作安排方面,一是“跟投”主体应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二是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资金来源应为自有资金;三是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四是“跟投”认购的股份有24个月的锁定期。

  三是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在发行上市审核、注册和新股发行过程中,证监会发现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嫌疑的,可以要求上交所处理,也可以宣布发行注册暂缓生效,或者暂停新股发行,直至撤销发行注册,并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采取行政执法措施。

  答:科创板在上市标准、交易规则等方面与其他板块有着较大区别,交易风险也大于其他板块。这要求个人投资者在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时,要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事项:

  答:减持制度旨在进一步引导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规范、理性、有序减持股份,引导产业资本专注实业。完善的减持制度不仅可以维护市场的稳定,也可以促进市场的流动性。科创企业高度依赖创始人以及核心技术人员,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这要求科创板减持制度不仅要充分关注合理的股份减持需求,也要重视保持科创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对稳定,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对此,科创板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二是对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持有人资格作了限制。科创板要求,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对公司发展或者业务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并且在公司上市前及上市后持续担任公司董事或其实际控制的持股主体。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达到全部已发行股份的10%以上。持有人不再符合前述条件或者转让特别表决权股份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按照1:1的比例转换为普通股份。

  科创板注册制试点借鉴境外的有关做法及其背后理念,对证监会与上交所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中的有关职责做了明确划分。其中,上交所负责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上交所受理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后,主要基于科创板定位,审核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审核工作主要通过向企业提出问题、企业回答问题的方式展开。上交所审核后认为企业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将审核意见及发行人注册申请文件报送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十五、问:科创板如何考虑投资者民事权益救济安排?

  六、问:如何看待科创板没有引入T+0交易制度?

  答:在发行定价环节,企业估值受到公司的基本面、市场的资金面、市场的走势和投资者情绪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科创企业在业务技术、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估值难度比较高,市场对科创企业的估值也更容易产生分歧。为此,科创板建立了以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机制。该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证监会主要承担以下三个方面的职责:

  一是始终坚持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对于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科创板对发行人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行人不仅需要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同时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答:科创企业有其自身的成长路径和发展规律。对表决权进行差异化的安排是科创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科创企业公司治理的实践选择。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企业发展,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规则,允许科技创新企业存在特殊股权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司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但《公司法》也授权国务院对公司发行新的类别股可以作出特别规定。《实施意见》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建立了新的类别股制度,允许科技创新企业发行具有不同表决权的类别股份并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为平衡好具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与普通股份之间的利益关系,科创板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四、问:科创板交易制度是如何作出安排的?

  答:科创板特有的交易机制在切实保障市场流动性,有效提高定价效率,促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着力做好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设置,防止非理性的炒作,促进市场平稳运作。突出表现在:

  二是在持续交易阶段,科创板将现行10%的涨跌幅限制适当放宽至20%,以提高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的效率。为了防范放宽涨跌幅限制而导致股价大涨大跌,科创板在连续竞价阶段引入有效申报价格范围(即“价格笼子”)机制,规定了限价申报要求,买入申报价格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102%,卖出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98%,不符合要求的申报将被系统拒绝,不能成交。市价申报不受此限制。

  二、问:如何理解证监会与交易所在科创板实施注册审核中的职能定位?

  三是鼓励战略投资者和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参与新股发售。根据境内外实践经验,向战略投资者配售可以引入市场稳定增量资金、帮助发行人成功发行;而发行人的高管与核心员工认购股份,有利于向市场投资者传递正面信号。因此,科创板也作出了相关的制度安排。

  三、问:科创板如何体现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理念?

  为有效防控“跟投”可能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科创板在制度上进行了针对性的安排:一是为了避免保荐机构利用“跟投”制度对股票定价进行干扰,科创板将“跟投”主体限定为保荐机构的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做了适当隔离,“跟投”主体也不参与股票定价,而是被动接受经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确定的价格;二是为了防止转嫁跟投责任和进行利益输送,科创板将“跟投”资金的来源限定为自有资金,资管计划等募集资金不得参与认购股份;三是为了防止“跟投”主体持股比例过高,影响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科创板将“跟投”主体认购的比例限定为发行股份数量的2%至5%;四是为了发挥市场长期资金的引领作用,防止短期套利冲动,“跟投”主体的锁定期限长于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所有股东。

  一是强化行政处罚力度。目前,科创板相关规则明确规定,自欺诈行为确认之日起5年内,证监会将不再接受发行人的公开发行申请,并且可以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或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另外,相比于现行《证券法》,已经公开征求意见的《证券法》三读稿进一步提升了欺诈发行的处罚标准,提高了数额罚的金额。同时,强化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扩大了市场禁入措施的适用范围,明确对于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任主体,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从事证券交易。

  一是在发行上市的初期,科创板取消了新股上市首日价格最大涨跌幅44%的限制,在新股上市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从境外市场看,新股上市的前5个交易日通常是价格形成期,股价波动较大,此后趋于平稳。为了防范不设涨跌幅限制可能带来股票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科创板设置了新股上市前5日盘中临时停牌机制。在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30%、60%时,分别停牌10分钟。盘中临时停牌机制除了能够给予市场一段冷静期,减少非理性炒作外,还能防范“乌龙指”等错误订单的形成。

  八、问:如何看待科创板试行保荐券商子公司“跟投”制度?

  四是明确特别表决权股份参与表决的股东大会事项与计算方式。科创板要求,在对修改章程、合并分立等特定的公司重大事项进行表决时,特别表决权股份与普通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相同。另外,科创板对于召开股东大会、提出股东大会议案所需持股比例及计算方式等,也作出了特别的制度安排。

  下为答记者问全文:

  四是就科创板企业而言,一方面,其所处行业和业务往往具有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技术迭代快、风险高以及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等特点,企业上市后的持续创新能力、主营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等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科创板企业可能存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3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有累计未弥补亏损等情形,上市后可能仍无法盈利、持续亏损或无法进行利润分配。

  一是保持科创企业控制权和技术团队的稳定。一方面,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即使在解除限售后进行减持,也应当充分披露减持行为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及后续安排,以保证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另一方面,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在上市后1年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在1年的锁定期届满后,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也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首发前股份的25%。

  一是负责科创板股票发行注册。注册工作不是重新审核、双重审核,证监会重点关注的是交易所发行审核内容有无遗漏,审核程序是否符合规定,以及发行人在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重大方面是否符合规定,侧重于对上交所审核工作的质量控制,使其更符合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相关要求,其主要目的是督促发行人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并不是回到行政审批的老路。

  三是充分运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诚信监管是证监会近年来创新监管方式、提升违法失信成本的重要手段。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证监会正联合其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员单位,准备出台关于加强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的专门文件。针对欺诈发行,可以采取限制其担任公司董监高或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享受政府性资金项目安排和其他投资领域优惠政策、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等方式进行失信惩戒,以切实提升欺诈发行违法行为失信成本。

  十四、问:个人投资者如何做好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的准备工作?

  五、问:如何理解科创板特有的交易制度安排?

  答:与主板、创业板相比,科创板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聚焦于创新企业。一方面,创新企业的商业模式较为特殊,在发展潜力、经营风险等方面与成熟企业有较大差异。另一方面,科创板发行上市条件更具包容性,支持有一定营业收入规模但未盈利的企业上市,允许存在投票权差异、红筹企业等特殊企业上市,股票发行试点注册制。此外,科创板在发行承销、市场交易、退市等多个方面也进行了制度创新。相较于其他板块,科创板的市场机制更为复杂、市场风险更高,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

  十一、问:如何认识科创板严格实施退市制度?

  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基础制度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市场约束力量、司法保障机制等还不完善,科创板注册制仍然需要负责股票发行注册审核的部门提出一些实质性要求,并发挥一定的把关作用。一是基于科创板定位,对发行申请人的行业类别和产业方向提出要求。二是对于明显不符合科创板定位、基本发行条件的企业,证券交易所可以作出终止发行上市审核决定。三是证监会在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的基础上,对发行审核工作以及发行人在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重大方面是否符合规定作出判断,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可以不予注册。今后,随着投资者逐步走向成熟,市场约束逐步形成,诚信水平逐步提高,有关的要求与具体做法将根据市场实践情况逐步调整和完善。

  答:注册制是一种不同于审批制、核准制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它的基本特点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通过要求证券发行人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使投资者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对证券价值进行判断并作出是否投资的决策,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的价值好坏、价格高低不作实质性判断。

  答:T+0(日内回转)交易制度是指当日买入的股票可以当日卖出。通常认为,T+0交易制度可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美国、香港等境外市场较多采用。但从境外经验看,T+0交易制度能够有效运行,需要有合理的投资者结构、适当的对冲工具以及完善的交易监控手段的共同保障,否则极有可能加剧市场的波动,造成系统性风险。

  五是强化信息披露等内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科创板要求,存在特别表决权安排的企业应当充分、详细披露相关情况,特别是风险、公司治理等信息,以及依法落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规定的各项措施,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特别表决权安排在报告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设置和运行出具专项意见。

  一是在规则适用上,科创板股票网上发行比例、网下向网上回拨比例、申购单位、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发布等与目前上交所主板股票发行规则存在差异,投资者应当充分知悉并关注相关规则。

  二是科创板新股发行价格、规模、节奏等坚持市场化导向,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新股发行全部采用询价定价方式,询价对象限定在证券公司等七类专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无法直接参与发行定价。

  二是增加刑事责任成本。针对现行《刑法》中欺诈发行犯罪行为刑期较短的问题,目前证监会正在配合支持立法机关修改完善《刑法》有关欺诈发行犯罪等相关规定,并已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包括延长欺诈发行犯罪行为的刑期、提高罚金金额等,以加大相关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6月28日,证监会发布《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就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问:如何理解科创板注册制?

  三是进一步优化股份减持方式。引导上市公司股东通过非公开转让、配售方式转让首发前股份,由交易所对转让的方式、程序、价格、比例及后续转让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进一步提高减持制度的合理性。

  答: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增量改革。这次改革不仅是新设一个板块,更重要的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发挥科创板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科创板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理念,突出体现在:

  三是在发行审核环节,更加关注发行人信息披露的质量。科创板发行审核除了关注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外,审核的过程、审核的意见也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一方面,退市的标准更加多元客观,减少可调节可粉饰的空间。一是,在规范类退市标准方面,吸收了最新退市制度改革成果,明确了信息披露重大违法和公共安全重大违法等退市情形。二是,在交易类退市标准方面,增加了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3亿元退市的标准,构建了一套包括成交量、股价、股东人数和市值四大类指标组成的交易类退市标准,指标体系更加丰富完整。三是,在财务类指标方面,不再采用单一的连续亏损退市指标,而是在定性基础上作出定量规定,多维度刻画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主业“空心化”企业的基本特征,引入“扣非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一个亿”的退市指标(第一年触及该指标挂*ST,第二年仍触及该指标退市),体现持续经营能力方面的要求。四是,在其他合规指标方面,增加了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等合规性退市指标。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交易所业务规则及《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揭示书》等规定,全面了解和掌握可能存在的风险要素,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审慎参与科创板投资,避免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是对尚未盈利公司股东减持作出限制。针对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在公司实现盈利前,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第4、5个会计年度仍未盈利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应年度每年减持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答:科创板股票交易制度总体上与其他板块相同。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特点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科创板建立了更加市场化的交易机制。一是在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此后涨跌幅限制设定为20%;二是提高每笔最低交易股票数量,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200股;三是根据科创板股票特点,调整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筛选标准;四是在竞价交易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引入做市商制度;五是引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在每个交易日收盘集合竞价结束后,15:05至15:30期间交易所交易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定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

  三是创新实践示范判决机制。在科创板群体性纠纷中,法院对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通过示范判决所确立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标准,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以进一步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永恒主题。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投资者保护在于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让投资者能够获取公平的交易机会,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不在于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获利。证券交易本身就存在风险,投资者需要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希望广大投资者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是建立责令购回制度。责令购回制度是针对欺诈发行行为专门设定的一种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直接经济赔偿的行政监管手段,不仅能减轻投资者举证责任负担,节省巨额的诉讼费用,还可以大幅缩短获得赔偿的时间。目前,初步考虑对发行人存在欺诈发行行为并已经发行上市的,可以责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一定期间购回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二是建立了更加全面、深入和精准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科创板结合境外股票发行市场准入的经验得失,对现行的发行条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保留了最基本的发行条件,对于可以由投资者判断的事项逐步转化为信息披露的制度要求。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2019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公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从设立科创板入手,稳步试点注册制,逐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发行注册制。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有关做法,将注册条件优化、精简为底线性、原则性要求,实现了审核标准、审核程序和问询回复的全过程公开,体现了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让投资者进行价值判断的基本特征与总体方向。按照科创板注册制的要求,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负有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义务;以保荐人为主的中介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和专门经验,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情况和风险,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全面核查验证,作出专业判断,供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参考;发行上市审核部门主要通过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及其他必要的方式开展审核工作,目的在于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商业质量的好坏、股票是否值得投资、股票的投资价格与价值等事项由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股票发行的价格、规模、节奏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由发行人、保荐人、承销商、机构投资者等市场参与主体通过询价、定价、配售等市场机制加以确定,监管部门不设任何行政性限制。

  四是为创投基金等其他股东提供更为灵活的减持方式。在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后,除了现有的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创投基金等也可以采取非公开转让、配售方式实施减持,以便利创投资金退出,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针对实践中频现的违规减持问题,证监会将继续贯彻从严监管要求,加大对违法违规减持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对于减持过程中涉嫌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严格执法、严格惩处,确保市场主体严格遵守制度规范,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和稳定。

  下一步,证监会将切实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强化经营机构适当性管理义务和责任追究,确保将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格的投资者,充分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希望广大投资者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依法依规参与科创板投资。

  为了保障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借鉴以往港股通、股票期权等创新业务适当性管理经验,科创板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个人投资者在申请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时,除了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50万元,还应当具备24个月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对于暂未达到前述要求的个人投资者,也完全可以通过购买公募基金份额等方式间接参与科创板。根据法律法规与基金合同约定,目前市场上多数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均可以参与科创板投资,部门基金公司还专门发起设立了科创主题基金等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通过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

  另一方面,退市的程序更加紧凑,具有可预期性。一是,借鉴美国、香港等境外成熟市场有关退市制度的安排,简化退市环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程序,对应当退市的企业直接终止上市,避免重大违法类、主业“空心化”的企业长期滞留市场,扰乱市场预期和定价机制。二是,压缩退市时间,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的公司,第一年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第二年仍然触及将直接退市,退市时间较现行标准大幅缩短。三是,不再设置专门的重新上市环节,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企业,不得提出新的发行上市申请,永久退出市场。

  一是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发行人在IPO前设置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值标准或者财务指标,具体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0亿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并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下一步,上交所将加强对科创板证券发行承销过程监管,督促各方合理定价,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措施。发行承销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证监会可以要求上交所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或者直接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